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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色中，漁舟緩緩行進，在波瀾不驚的湘江中。江心，是橘子洲頭，年輕的毛澤東以雕塑軀殼仍然屹立，看湘江北去正是這條江。影響了一代代湖南人，也包括從湖南走出去的這位開國領袖。

湘江，因毛澤東的詩詞以及他晚年橫渡湘江的壯舉而大著于世。但這條自南而北流經湖南全境的河流，對湖南而言，卻是名副其實的母親河。它與其匯入的洞庭湖，構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地域，帶來了獨樹一幟的湖湘文化，并影響了湖南人既保守又開放的性格……

在長沙，一座現代的橋，連接了湘江的東岸和西岸。車來車往，人行其上，現代便捷的交通突破了原本封閉的湘江流域。湘人一旦方便出江便天高海闊、鳥飛魚躍了。

一條湘江水 兩種湖南人

俗話說，一方水土養一方人。可是，同一條湘江，在古代和近代養出了幾乎完全不同的兩種人。清中葉以前，湖南人在國史上罕有表現。用湖南近代知名革命黨人楊毓麟的話說：“碌碌無所輕重于天下，亦幾不知有所謂對于天下之責任”。然而到了近代，湖南人呈現出了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。在平定太平天國的過程中，“扎硬寨，打死仗，好漢打脫牙和血吞”的湘軍將帥打出總督14人，巡撫13位。此后每一波社會風潮，都有湖南人挺立潮頭，“手把紅旗旗不濕”。先師譚其驤院士在民國時就注意到：“清季以來，湖南人才輩出，功業之盛，舉世無出其右。”而到了共和國開國，湖南人的表現更加卓異。1955年授銜時，十大元帥湖南人占3位，十大將湖南人占6位，57名上將湖南人占19位。再加上一些未能授銜的重要人物，種種盛況，更是讓其他省區難以企及。

這樣一個古今對比，讓一些研究湖湘文化的學者傷透了腦筋。同一方水土，為何在悠長的古代如漫漫長夜，偶爾才驚現星光點點;而到了近代卻風起云涌，氣象萬千，不僅有璀燦群星輝映天際，還有紅太陽籠罩一世。莫非，一方水土的發皇果真有所謂“氣數”在?

從科學角度討論，應該說，所謂“氣數”其實是某種發展契機。縱觀千古，湘江流域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確實存在著不同的發展趨勢。大而言之，可謂一波三折。其背后原因，則與湘江交通形勢的變化深有關系。

交通與氣運

“獨立寒秋，湘江北去”，毛澤東《沁園春·長沙》的首句很詩意地描寫了湘江的流向。作為長江中游右岸支流，它有兩個突出特征。

一是其流域足夠廣闊。特別是在它左側，資水流域較為狹窄，且資水中上游與湘江中游的橫向交通非常方便，較之與資水下游更為方便。這就使得資水流域的經濟文化與湘江流域密不可分，等于擴張了湘江流域的容量。這樣的容量足以成為一個空間單元，孕育出自成特色的地域文化。

二是在湘江下游和長江之間，汪著一個洞庭湖。它吸納湘、資、沅、澧四水，“枯水一線，汛期一片”，極大地強化了湘資流域的地域完整性。

早在秦代，湘資流域就單獨設置了一個長沙郡，表明已意識到了這一地域單元的存在。東晉時(公元307年)此地設為“湘州”。中唐以后，此地又屬于“湖南觀察使”，從此出現了“湖南”的地名。逶迤至清代，與沅澧流域共設為湖南一省。

影響湘江流域發展運勢的是它的走向。自古以來，它就是溝通珠江、長江兩大水系的孔道。正是這一點，導致湘江流域的發展出現了波折。

波折來源于全國總體的交通形勢。在中國歷史上，一般來說，連接首都和主要外貿港口的交通線路特別重要，它基本上就是當時最重要的經濟文化大動脈。秦漢時期，首都位于關中，外貿港口以北部灣為主，湘江流域正處在這兩點之間最短的聯線上，交通地位十分重要。能夠說明這一點的是秦始皇、漢武帝兩次經略嶺南的行軍路線。

秦始皇征嶺南時，兵分五路，其中四道在今湖南，三道經由湘水。這三道是：溯耒水而過騎田嶺一道(大致沿今京廣線)，溯瀟水而至今廣西賀州一道，溯湘江上源至漓水一道(另兩道分別取道于沅水和江西的贛水)。為了通糧道，還在湘、漓二水上源特地開鑿靈渠，以溝通長江、珠江兩大水系，這在當時是絕不多見的位于南方的交通工程。其后漢武帝攻南越，行軍布署與此同出一轍。湘江作為其時南北交通孔道的意義不待贅言。

占據如此的交通優勢，其時湘江流域的經濟文化發展可謂蒸蒸日上。自進入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，南方的經濟文化水平較之北方大為落后。是一次次的北方人口大南遷，促進南方經濟文化的發展，從而到唐代以后實現了全國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。目前學界習知的北方人口大南遷有三次：兩晉之交的永嘉南渡，中唐安史之亂，兩宋之交的靖康南渡。這三次的遷入地均以長江下游地區為主。事實上，在此之前，兩漢之交也有一次北方人口的南遷浪潮，其分布主要在湘江流域。

與移民的南遷相呼應，東漢有不少史稱“循吏”的地方官在南方推行教化，傳播儒家文化理念。今湖南，特別是湘江流域的循吏之多，十分引人注目。先是有衛颯，任桂陽郡(治所在今郴州市)太守。由于當地風俗與蠻夷相近，“不知禮則”，衛颯到任后從兩方面著手，一是興辦學校，二是改變當地不合儒家理念的婚俗，很快就取得了移風易俗的效果。衛颯之后，又有茨充、許荊、欒巴先后為桂陽太守，對這兩個方面都很注意。這是湖南洗脫蠻風的開始。

盡管當時湘江流域的文化發展水平很有限，但勢頭，是可喜的。

可惜這一勢頭到了魏晉以后急轉直下。一方面是外貿港東移，嶺南的港口東移到以廣州為主，東部沿海也陸續興起了一些外貿港口;同時，國內的政治重心也不斷東移。東吳、南朝均偏安于建康(今南京);隋唐首都在長安，北宋定都開封，元代以后東移至今北京。隋代又開鑿了大運河。這一形勢使得首都與外貿港之間最便捷的連線，亦即全國最重要的經濟文化動脈長期穩定于東部。而翻過南嶺的交通線路雖有四道在今湖南，江西僅一道，可是江西這一道的重要性遠遠超過湖南四道。

在這樣的態勢中，湘江流域就眼睜睜看著原本落后的江西從南朝以后迅速崛起，宋代極盛時且成為全國最發達的所在。唐宋古文八大家，唐代韓愈、柳宗元兩位都是北方人;宋代六家，全在南方。宋代這六位中，四川三蘇，其實是一家子，多少有點裙帶成分;而江西歐陽修、曾鞏、王安石三家，個個都是實打實的。即此已可見當時江西文運之旺。

而湘江流域，卻漸次淪為當時人眼中的文化邊疆。中唐以后詩圣杜甫避地湖南，目睹湘江清澈幽深、四下卻空曠無人，情不自禁地發出了“湖南清絕地，萬古一長嗟”的感嘆。另一位詩人徐安貞的感覺更離奇。徐安貞流落到衡山的寺廟里，無法北歸。碰巧他的老相識、書法家李邕到南岳游覽，這才把他帶回去。走到長沙，他無限感慨，說：“瀟湘逢故人，若幽谷之睹太陽!不然，委頓巖穴矣!”湘江流域而如此荒遠，恐怕是秦漢時人不曾夢見過的。

等到這一局面有所改變，已經是明代開通滇、黔以后。云南、貴州往來中原都要取道湖南，由此湖南的地位大為上升。這一形勢本來直接繁榮的是沅水流域的鎖鑰常德，但由于它提振人氣，湘江流域也跟著受惠。湖南到清中葉以后人才輩出，云蒸霞蔚，就其社會經濟基礎來說，從明初以降就已經在積累了。要是沒有這樣的社會基礎，當太平天國席卷長江中下游，清朝內憂外患、四面楚歌之時，湖南不可能以一省之力，挽狂瀾于既倒，終至為清王朝芟平大難，創造出一個中興的局面。

端午時節，湘江上總會傳來賽龍舟的號子聲，或許是因為靠近屈大夫投身的汨羅江，湘江這個節俗比別處更加興盛，也更具儀式性。湘江流域的封閉性帶來了湖湘文化的多種獨特性。楚學也離中原而獨行自成一派。

楚學離中原而獨行

湘軍的作風艱苦樸素，干菜飯，粗布衣，有如通常所謂的“叫化兵”。但這是一支有戰斗力的隊伍。

咸豐四年(1854年)十月初一，湘軍名將羅澤南率2600人在鄂東長江邊的半壁山前與太平軍對壘。太平軍主將燕王秦日綱坐在將臺上，龍旗黃傘，調度兩萬余人，兵分數路，將湘軍包在中間。湘軍嚴陣以待，堅忍不發，相持達兩個時辰之久。眼見得太平軍銳氣已盡，羅澤南大旗一揮，湘軍突起急攻，大呼沖陣，連在軍營里幫忙的后勤人員都持刀拼殺，殺得太平軍一敗涂地。對岸田家鎮的太平軍船只四千余艘也被焚燒殆盡。此役湘軍一舉奪下半壁山，取得成軍以來的空前大捷。

類似戰例在湘軍戰史上屢見不鮮。

這種戰斗力來自其強大的精神力量。而這精神力量，又源于湘軍將帥的學問。

湘軍的一大特點是書生帶兵，將帥們閑暇時不忘研討學問。羅澤南臨死還書寫了一個警句：“亂極時站得定，才是有用之學。”頗可以反映當時湖南士人的問學旨趣。

1916年著名湘籍文人王闿運去世后，同鄉熊希齡曾撰有一副挽聯，上聯寫的是：“楚學離中原而獨行，讀《湘綺全書》，直接三閭大夫，船山遺老。”這句話流傳很廣，高度概括了湖南的文化風氣。

所謂三閭大夫，指屈原。屈原忠君愛國，“哀民生之多艱”，深刻地影響了湖湘間讀書人的精神氣質。船山遺老指王夫之，他的學問現在被認為與顧炎武、黃宗羲齊名，號稱清初三大家。但這一地位其實是到了清末才有的。在湘軍成功前，他的影響其實有限。

特別有意思的是“楚學離中原而獨行”一句。其中大意主要是想表明湖南的學問自成風格，講求的是宋儒的心性之學。所謂“中原”并不是指真的中原，而是指清代學術主流。熟悉學術史的人都知道，清代的主流學問是漢學，其興盛之地并不在中原，而是在江南。一部清代學術史，幾乎就是一部江南的學術史。

熊希齡采用了一個非常詩意的表達。換用平常語言，錢穆在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中有一個總結：“清儒考證之學，盛起于吳皖，而流行于全國，獨湖湘之間被其風最稀。” 對此，湖南人自己當然也不乏清醒認識。早在清季，郭嵩燾便寫道：“乾嘉之際，經師輩出，風動天下，而湖以南暗然，無知鄭、許《說文》之學者。”也就是說，湖南在清代沒有受到多少主流學術的影響。

這樣，問題就變得很有意思。當一種學術思潮風動天下，而湖湘之間居然未受影響。這是怎么做到的?

推究起來，這其實與湘江的水系結構深有關系。上文已述，在湘江和長江之間，隔著一個洞庭湖。

說起洞庭湖，人們一般總會詩意地想起“八百里洞庭”、“煙波浩淼”等一干詞藻，把它想象得很美。可是，在傳統的水運技術條件下，它嚴重地阻礙交通，曾讓多少出行的湖南人望而卻步。

早在晉代，中原人就注意到洞庭湖對于交通的阻塞作用。之后歷代均有人對此發過牢騷。如唐人方干句的“三湘漂寓若流萍，萬里湘鄉隔洞庭”。對此最恨的當數明代的湖南士子。由于要到湖北武昌去應鄉試(考舉人)，洞庭湖的存在，給他們造成了極大的苦惱。

清初兩湖分省時，“分闈”(湖南單獨舉行鄉試)當然是湖南士子的重要訴求。從吁請分闈的呈文中，可以看到此前湖南士子到武昌去應試有多少麻煩。湘潭人陳鵬年寫道：“洞庭之水，自夏初至秋，蓋巨浸汪洋，綿亙數百里，狂風惡浪，發作不常。每當大比之年，貧寒士子，或十數人、或數人斂費僦舟，沖濤而往，一舟覆溺則所損者多人，一番淪波則各郡縣引以為戒。于是湖南士子畏怯不前，有終身未見場屋者。”

幾番上奏之后，連雍正皇帝都感到于心不忍。為此在雍正元年給禮部下了一道諭旨：“湖南士子赴湖北鄉試，必經由洞庭湖。湖水浩瀚無涯，波濤不測。六七月間風浪尤險，間有覆溺之患。朕心甚為惻然。或至士子畏避險遠，裹足不前，又非朕廣育人材之意。”這才決定讓湖南、北分闈。

地方官受利益驅動的訴求往往都不免言過其實。但上述為吁請分闈而描述的湖南士子前往武昌趕考的苦楚，應基本上屬實。百余年后，同治《桂東縣志》在夸耀當地文教事業的進步時得意地宣稱：“往歲阻洞庭，鄉試不上十人，分闈后爭自勸學，登甲乙者不絕。”可見洞庭湖讓應試士子望而生畏確實有那么回事。

湖南、北分闈，湘籍士子不必遠涉重湖就能應鄉試，總體上應該講是件好事。有利于湖南的文化發展。但刀無兩頭利，這中間也不無負作用。那就是讓一些士子不再有走出湘江流域的需求，從某種意義上強化了湘江流域的封閉。

清代考據學風行天下，三湘四水間未受到影響，形成“楚學離中原而獨行”的局面，不能說與其較為封閉的地理環境毫無關系。

消夏的人們，在湘江邊的雕塑前閑聊。他們或許并不知道，小船上的銅像是左宗棠和林則徐。船似乎是江邊人傳統生活的象征。青年的左宗棠，在船上見到了自己敬仰的前輩林則徐，也從此走出了湖南。

而在美麗寧靜的湘江上捕魚的生活，如圖所示則是留守湘江的寫照。

攝影/盧七星

頑固守舊與開風氣之先

湘軍的成就極大地激勵了湖湘后輩的人生理想。尤其湘軍主帥、謚號“文正”的曾國藩，更是被一代又一代的湘籍士子奉為人生楷模。毛澤東年少時對曾國藩尊崇有加，曾說過一句廣為人知的話：“愚于近人，獨服曾文正。”

這種想法顯然不是毛澤東一人所獨有。辛亥革命時，鎮守長沙的清軍將領(總統全省巡防營兼中路巡防營統領)黃忠浩也是曾國藩的腦殘粉。當聽到起義的風聲時，他覺得為清廷平定叛亂、成為曾文正第二的時機到了，一心與革命黨為敵;終于在撫署門口被一個炮兵捅傷，就此被捉牢，隨后推出小吳門斬首。未能建功立業，倒成了替清王朝殉節的第一人。

很多人注意到近代一些著名的新派人物出自湖南。同時，湖南也有很多著名的守舊人物，而且，守舊得很頑固。思想史學者蔡尚思先生在《中國思想研究法》就注意到這一現象：“戊戌運動，極端維新派的譚嗣同、樊錐、熊希齡、唐才常等，和極端守舊派的王先謙、葉德輝、曾廉等，皆是湖南人;辛亥起義，湖南首先響應，而頭一個為滿清殉節的將官黃忠浩，也是湖南人;洪憲稱帝，最擁護帝制的籌安會領袖楊度，和最反對帝制的討袁軍領袖蔡鍔，也同是湖南人。”

蔡先生的這一歸納并非他個人獨到的發現。早在清末，湘人譚嗣同就曾沉痛地寫道：“中國沿元明之制，號十八行省，而湖南獨以疾惡洋務名于地球。……然聞世之稱精解洋務，又必曰湘陰郭筠仙侍郎、湘鄉曾劼剛侍郎，雖西國亦云然。”譚氏僅以洋務立論，顯然，所謂“疾惡洋務”即頑固守舊，而“精解洋務”則可謂開風氣之先。郭筠仙即郭嵩燾，曾劼剛為曾國藩長子曾紀澤。這兩位都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家，出使期間均深得國際社會好評。

何以這兩個極端的思想能薈萃于湖湘?

筆者認為，這同樣是自然、社會環境的封閉而造成的結果。

一般來說，環境封閉，信息較為滯后，其中流行的思想觀念，必然有不少是較為陳舊的。偏偏湖南民風倔強，很容易安于故常。因此，如果一個湖南人很少與外界交流，或雖與外界交流而不認可、不接受外面的思想，其觀念就會趨于守舊。以湖南人的倔脾氣，守起舊來，那就不是一般的守舊，而會守得很徹底，很頑固。

近代以來，不少人對于湖南的守舊恨得真是牙根發癢。譚嗣同在與友人的書信中說：“三十年來，湘人以守舊閉化名天下。”梁啟超也在戊戌維新前與朋友談到湖南時說：“守舊之堅亦過于他省。”這一點，自進入信息化時代以來，應該說已經改變了很多。但仍不免有一些遺風余韻。看看湖湘間一些文化設置、文化產品，讓人不能不感慨，一個地方要在文化上有所改變，確實不那么容易。

關鍵是怎樣接收和轉化新的信息。當一個人走出封閉環境，接觸到外部世界的刺激，如果他理性對待，意識到不能不有所調整，那么，他就會逐漸有所改變。以湖南人的脾氣，如果具備這樣一個態度，他就會走到最前列。近代那些開風氣之先的湖湘人，差不多都受到了這樣一種心理驅動。

無疑，一個人具有怎樣的態度，與其受到的刺激密切相關。在傳統時代，湖湘人要受到新的文化刺激，最干脆的一個做法就是走出湖湘，即所謂“出湖”。

著名湘籍史學家陳旭麓曾在一篇文章里寫道：“童年，常聽長輩說某某‘出湖’了，那是說他有了出息，出了頭。但我不明白為什么要叫‘出湖’，詞源何來?過了許多年，才知道‘湖’是指洞庭，‘出湖’就是出洞庭湖。‘洞庭波送一僧來’，八指頭陀出了湖;《洞庭湖》雜志創刊，湘籍留日學生出了湖。湖南的名山勝水，就是這樣鼓舞著她的兒女前進。”

陳先生1918年生人，他的童年應該指上世紀20年代。從他所舉的事例來看，“出湖”的觀念是從前清一直傳下來的。有理由相信這一觀念在湖湘早已存在了很久。陳先生用他的豪邁和深情，抒發出湖南的名山勝水激勵湖湘兒女前進的一面，可是讀下來也不難想象，那份豪邁背后又藏著多少無奈、多少苦楚。“出湖”就表示有出息，活生生地反映了那時從湖湘走出去有多么艱難。

如今，技術日新月異，社會滾滾向前，“出湖”早已不是問題。令人憂慮的倒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下，地域文化該如何傳承。筆者相信，山水有靈，湖湘間的自然景觀和人文傳統，仍將一如既往地對湖湘兒女產生或明或暗的各種影響。

聳立湘江江畔的杜甫閣，是大詩人曾造訪的見證。不僅是造訪，漂泊和離亂中的杜甫最終病逝于湘江的小舟之上。留下了無數與湘江有關的詩句，諸如：沄沄逆素浪，落落展清眺。可是，湘江又何止給詩人以靈感，它影響了一方水一方人一方文化，至今依然。